人性深度的消解——论《生死朗读》的电影改编

内容摘要：本哈德·施林克的长篇小说《生死朗读》在人性刻画和挖掘深度方面深受好评，而斯蒂芬·戴德利执导的电影《生死朗读》同样获得了第66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2009英国电影学院奖和2009美国演员工会奖等殊荣。从人性的角度比较分析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生死朗读》和斯蒂芬·戴德利的电影《生死朗读》，小说《生死朗读》在人性刻画上具有鲜明的特点，而这种人性刻画的深度在斯蒂芬·戴德利的电影《生死朗读》中却被无形的磨平并消解了。斯蒂芬·戴德利挖掘了小说《生死朗读》中那段感人至深的不伦之恋，但却削减了原著最为核心的在历史背景下人性的深度刻画的力度。本文尝试从电影语言、电影类型、形象符号的特点等方面分析原作人性深度被消解的原因。
关键词：《生死朗读》 电影改编 人性深度

人家都说：美的作品是不可译的，译作往往都被视为对原作的篡改和背离。即便是广受好评的改编作品往往也被小说的原作者质疑、非议。当然，我们都知道，小说和电影，由于艺术载体和受众的接受心理不一样，不可能要求源自小说的电影作品完全忠实于原著，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从原著的作者和电影导演之间的位移中保留的是什么，改变的又是什么，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这些保留和改变。“文学之所以对人类具有普遍的永恒的生命力是因为它表现了人类本性即它成为了人性本性的现象，它在人性上共通于全人类共同的对象性存在物。”[1]
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生死朗读》主题是多元的，透过文本层面，既可以看到对纳粹历史的反省，也可以看到对二战后，第二代德国人与父辈之间的文化和心理代沟的描述，故事既可以看作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青春成长故事，同样又可以是文化启蒙的故事，可以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不同的《生死朗读》的读者版本。小说通过讲述一段忘年之恋，透视了藏在爱情背后的沉重话题：如何正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的这段历史；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青年如何对待自己的父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行为；他们如何在战后一个伤痕累累的德国重新树立这个民族的理智？[2]小说文本中深邃的人性刻画主要体现在对知识和道德关系的思考。小说的一个贯穿全篇的的线索是朗读，故事的推动力也是女主人公汉娜对知识的臣服和主动追寻。汉娜的文盲身份导致她对身为纳粹看守期间犯下的罪恶认识不清，在她看来那只是一份工作，她必须尽到自己的职责。关于汉娜是对还是错，伯格永远处于钟摆的两端，就像小说中所说：那种背叛了她和愧对她的感觉就会再次涌上心头。但是，我又生气自己有这种感觉，并开始职责她，发现她悄悄地逃避了她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未免有点太便宜了。[3]伯格的痛苦在于，他懂得她是因为无知而犯下了罪恶，但是她却至死不明白自己错在哪。他理解她纯朴和善良的本性，但是对她犯下的错和现实中因为无知造成的野蛮始终无法释怀。如果说知识代表道德的话，没有知识的汉娜有情可原，但是在汉娜看来，她宁可选择终身监禁也不愿意暴露文盲的身份，没有读写能力在她而言是一种更加深刻的耻辱。而伯格不能原谅的就是，为什么汉娜一直隐瞒欺骗自己没有读写能力的事实，即便代价是失去自由和心爱的人，知识真的就是人性尊严的全部吗？在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中，强调了汉娜留给伯格的几个关键的标志性印象：汉娜在屏风后穿长筒丝袜的场面，汉娜在父亲的书房用手指抚摸一本本书脊的场面，汉娜离开之前在游泳池前面寻找他的场面，伯格之所以记得这些场景都有其深刻的内涵，但是，电影只是保留了穿丝袜的镜头，多次重复的是汉娜遭遇自己文盲身份被揭穿时刻的慌乱不安的眼神，而对其在书房抚摸书本，对其悉心珍藏伯格的中学毕业照等这些细节的删减，无疑冲淡了汉娜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和丰满。
小说文本中深邃的人性刻画还体现在对汉娜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汉娜自己觉得：“我一直有种感觉，感到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做过什么。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没有人有权力要求你做出解释说明，即使是法庭也无权要求我做解释说明。但是，那些死去的人却可以这样做，他们理解我，为此他们不必非得在场，但是，如果他们在的话，他们就更能理解我。在这监狱里，他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多，他们每天夜里都来，不管我是否想让他们来。在法庭审判之前，在他们想要来的时候，我还能把他们赶走。”[4]
对汉娜这一人物的刻画，在小说读本中是相当丰富和圆满的，人性的深度挖掘无疑是深刻的。伯格和汉娜的相识缘起于汉娜对伯格的帮助，这表现了汉娜本性上的善良。她首先是一个勤劳的恪尽职守的劳动者，表现在她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并都能够得到上司的肯定，获得提升的机会。其次，她在作为纳粹看守期间，在筛选受难者人选上，表现了自己的主观特色，正如幸存者之一那位女儿所说的，她有自己的偏好，爱选女孩，多数还很年幼，她给她们食物，给地方休息，晚上，她会叫她们去和她一块，她让这些女人给她朗读。以至于使人误以为她比起别的看守，更敏感，更有人性，是个好人，她经常选那些虚弱的病人，她选她们就像在保护她们一样，但她却送她们回去送死。显然，汉娜让这些女人为她朗读，确实是私心的体现，但是，无疑也是人性本质纯朴善良的表征，在她看来，这些病弱的女人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只是早晚问题，因此，她的怜悯也只能是在她们生命的末期给予她们一点点安慰。她改变不了她们最终的命运，就像她自己所说，新的女人是要进来的，要为新来的人腾地方，没有地方安置那么多人。用她自己的眼光看，她是没错的，尽管她说为了腾地方她必须那样做的时候已经触怒了法庭上的多数人，而她只能疲惫的无奈的反问大法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汉娜坦然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她本可以像其他被告一样，否认自己曾经的罪行而减轻处罚的，她没有。在监狱，她克服了巨大的努力，学会了读写，她对文学作品和大自然有自己独特的、感性的认识，从本质层面讲，她一直都是善良的，一生都在热烈追求文化知识。她一旦拥有了读写能力就迫不及待的看了很多关于纳粹历史的书籍，并且通过修道院式的极其严厉的生活来为自己曾经的罪行忏悔，她死后把自己的钱留给幸存的女儿是她内心忏悔行为的外化和实践。她一生命运凄惨，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固定的性伴侣，没有结婚，经常搬家，要逃避为曾经纳粹效力的惩戒，她和15岁的伯格发生不伦之恋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他们之间的爱欲正是她压抑的生存环境的唯一合适的发泄口，借此，她也获取了对自己的救赎，通过让伯格为她朗读走向内心渴望的文化之光。
但是我们发现斯蒂芬·戴德利的电影文本强化了伯格和汉娜之间感人至深的情感之旅，消弱了对汉娜这一主要人物的内心刻画。电影通过伯格现实片段与回忆片段的相互交织来铺排情节，着重表现了汉娜和伯格美好、纯洁、独特的忘年之恋。电影塑造了一个文盲身份的汉娜，一个因无知犯下的错误而不自知的女性，一个因爱而产生希望和动力，最终获得读写能力，并因为爱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而自杀的女性形象，但是却完全忽视了汉娜在监狱中主动大量阅读与纳粹有关的书籍和以内省式的方法忏悔的事实，从而使得汉娜的形象扁平化。电影这么塑造人物，着力点在于让人们对汉娜独特的爱情和价值观进行反省，从而发现知识和道德之间的密切关系，即知识就是道德，或者说知识是道德的保障。但是这么塑造人物，却无疑使得女性丧失了主观能动性，她们不得不依赖于男性世界的文化之光，仰赖于男性世界的拯救，她沉醉于朗读其实是她渴望知识渴望文明的表征，而这一文明的传播者只能是男性，同样也是仰赖于伯格的录像带，使得她学会了读写，这是男性文明对女性蒙昧的启蒙。一旦失去了男性的救赎，她们必然选择自杀，选择遗弃生命。这样的汉娜是“女人是后天的产物，是文化的产物”[5]的绝佳写照。小说原著中对探监场景的刻画极为关键，是全书中描写汉娜心理活动的主要片段，而电影则只是从伯格角度呈现了曾经光鲜亮丽的恋人已是老迈不堪，曾经的爱恋已经轰然坍塌，汉娜热情主动的手黯然收回，二人之间那种鱼水交融般的默契已然消失，谈话的内容也只限于伯格对汉娜出狱之后生活的安排，气氛是压抑的，谈话是寂寥短暂的，甚至是沉默的，而当汉娜低低的试探说：我还是喜欢听别人读，但是已经结束了，对吧？得到肯定答复是，她因充满希望而放光的眼神顿时黯淡了，变得绝望。伯格执着于：汉娜是不是花很多时间回忆过去，现在又是怎么看待过去的，而汉娜却说你是指跟你的过去？在审判前我想都没想过过去，也从不用，我怎么看不重要，我怎么想也不重要，人死不能复生。伯格失望在于，他认为汉娜没理解到问题所在，也就是她至今不能明白自己的无知所犯下的罪过。汉娜觉得连伯格都不能理解她，这个世上没有人理解她。因此，汉娜之死使人不能不归结为爱情的冷却和沉寂。电影和小说的不同体现了小说重在人性的深度刻画和对知识道德反省之间的深思，而电影在再次演绎了对女人来说爱情高于一切的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小说塑造的汉娜，是立体的丰满的自足的，她有自己的强烈的原则，她的真理和正义，无论如何，都要隐瞒自己没有读写能力这一耻辱的事实，由于羞耻而去回避、拒绝、隐瞒、伪装并伤害他人，就算是自己的爱人，为此她从未开诚布公过，从未完全自我过。对她而言文明和知识才真正高于一切，她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知识和文化，她一生都在向世人掩饰她不能做的事，而不是向世人显示她能做的事，但电影中朗读看起来就像是主人公的一种奇怪的嗜好，一种催情迷药，或者是一种完美主义者的偏执，对自身缺憾的主动补缺行为。爱情的力量导致她去掌握读写，因为透过朗读爱情可以延续，一旦爱情死去，残生将不再值得留恋。在这个层面上，电影对小说的改写应该是不成功的，无形中消解了原著对历史的反省力度和人性挖掘的深度。
小说的叙事结构大致分为三个章节，伯格和汉娜忘年之恋也是伯格的青少年时期，法庭审判即伯格的大学时代和汉娜监禁期和伯格的成人，电影基本遵循了小说的章节安排，通过伯格现在生活片段和回忆之间的切换分别交代了这三块叙事内容。不同的是，电影删去了大量的枝蔓，比如对伯格和父亲的关系，伯格和其他女人之间的过往以及伯格的现在的职业生涯，这样做无疑是明智的，电影不同于小说，必须更集中更凝练。同时电影末尾添加了伯格和女儿一起为汉娜扫墓，伯格终于向自己的女儿讲述那段隐匿在内心深处的历史。这样的结尾也符合电影观众的审美心理，那就是大团圆式的的心理满足。这样的情节安排至少暗示了，伯格最终走出汉娜对他整个人生的深刻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但原著却让伯格依然处于痛苦和纠缠的钟摆之间，既歉疚又不肯原谅，终究难以释怀。这样的改写显然消弱了原著的批判力度，原著在刻画伯格时，注重伯格作为法律史实研究者对历史的反省，就自己对爱情的背叛行为和作为掩饰真相的共谋者，进行自我审判，而电影则只是暗示汉娜应该对伯格消极落寞的一生负责，正如幸存者女儿问：她意识到她对你生活的影响吗？伯格则回答她对其他人的影响更差。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影的立场是模糊的，一方面让人们无限的同情男女主角的人生遭遇，但同时却不能真正原谅汉娜的所作所为，电影在伯格身上着墨更多，伯格的隐忍和深情，汉娜则显得粗暴、蒙昧。这是有悖于原著以汉娜为主，汉娜和伯格双方并重的写作宗旨的。我们并不是说电影必须完全忠实于原著，只是，电影的改写，消解了原著丰富深刻的内涵，显得单薄。
原著另一个着力点是通过爱情故事审视了成长在第三帝国的一代人与父辈之间的思想鸿沟。对于战后青年一代无法原谅父辈在战争中的麻木盲从以及他们对待父辈的谴责，漠视，回避和观望态度提出异议。[6]在小说中作者多次提到在纳粹时期人们生命的延续是因为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也只有麻木不仁他们才能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正如原著曾这么写道：这种麻木不仁消弱了生命的作用，使不法行为肆无忌惮，使用毒气杀人和焚烧人的行为变成了加成了家常便饭。他们吧毒气室和焚烧炉看作是日常生活把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轻，把他们的肆无忌惮和冷漠无情视为一种像被注射了麻醉药或喝醉了酒一样的麻痹状态。[7]而在斯蒂芬·戴德利的电影《生死朗读》中这种对历史的反省意识对人性的麻木不仁的刻画，大大消减了，只是在教授和学生讨论的对法律的认识一场中略有提及，而这些有往往会被沉浸在感人的爱情故事中的观众所忽略。从这个层面上说，电影是对原著深度的削平。

总之，当电影将文字中的“图像”变成银幕形象的时候，文字的能指形式是无法翻译和图像化的。这也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矛盾：本哈德·施林克的文字能够有效地刻画人物内心深层的心理活动，而斯蒂芬·戴德利的电影却无法更深刻的展示原著在人性挖掘和历史反省方面的深度。因此，虽然电影《生死朗读》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依然显示出电影视觉艺术削平深度，消解意义的后现代特征。在通俗叙事电影中，文学作品自身的思辨和内涵如何能够在不影响电影自身必须具备可视性的约束下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始终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

注释：
[1]转引自冯晓艳，情感畸变中的人性逼问—论李碧华小说《霸王别姬》的人性深度，时代文学（双月版），2006年第2期，第83页
[2]殷倩：论本哈德·施林克《生死朗读》的多重主题，文化艺术，2009年第1期，第83页
[3]［德］本哈德·施林克著，生死朗读，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7版，第206页
[4]［德］本哈德·施林克著，生死朗读，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7版，第184页
[5]［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18页
[6]殷倩，论本哈德·施林克《生死朗读》的多重主题，文化艺术，2009年第1期，第84页
[7]［德］本哈德·施林克著，生死朗读，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7版，第167页

参考文献：
[1]［德］德本哈德·施林克著，朗读者，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7版
[2]［法］西蒙·波伏娃著，第二性---女人，桑竹影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版
[3]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里论文选（下），三联书店，2006版
[4]布莱恩·麦法兰，从小说到电影：改编理论导论，牛津：Clarendon出版社，1996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