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外语课堂教学的文化因素探讨

摘要:通过问卷调查、课堂观察等形式的英语课堂教学研究表明,应当高度重视影响外语课堂教学的文化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具有内在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外语教学中纯粹的“拿来主义”是不可行的,在引进国外先进的教材与教学方法时,应尊重并结合本国文化的特点,对之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造。
关键词:外语课堂教学;文化因素

在对外开放的历程中,中国的外语教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教师、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期盼和反应具有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底蕴,而这种文化规范又会与外语教学规律发生矛盾与冲突。当西方国家的教师、教材以及教学方法被引入我国的外语课堂时,这种矛盾则会显得更为突出。那么,究竟有哪些影响外语课堂教学的社会文化因素呢?笔者试图对影响外语教学质量的文化因素作出剖析。
一　Hofstede的文化价值理论
在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中,荷兰学者Hofstede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他认为行为与价值观是密切相联的,要理解行为的文化差异,就必须认识价值观的文化差异。他总结出价值观念对比的四个维度,即个体化倾向—群体化倾向、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男性化—女性化。Hofstede的研究成果得到后来许多学者的印证。他的理论不仅诠释了文化价值体系对现代管理的影响,也为现代语言教学上的行为与心理研究提供了很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框架。
二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笔者所研究的是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研究主要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并结合了调查访谈以及笔者的课堂观察。调查问卷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于学生英语学习的总体认识和了解,涉及学习动机,学习方法,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等;另一方面着眼于课堂教学,旨在了解中国外语课堂教学的特点,例如学生的课堂表现、课堂参与的积极性、教师的教学行为特征等等。本研究旨在发现外语课堂教学中起重要作用的本民族文化因素,而不去考察这些因素与学习成绩等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在数据分析中未采用复杂的统计方法,而只用百分比方式统计。
三　国内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特点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结合调查访谈以及课堂观察,笔者认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有如下特点:
(一)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70%的调查对象把老师当成“师长”,而非平等关系的朋友;近90%的调查对象期盼教师近乎家长式的关心和指导。这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表现在课堂上,就是学生对教师权威的认同和尊重。75%的调查对象很在意教师对他(她)的课堂表现之看法;100%的人对教师的讲解持“相信”的态度;即便是出于教学需要,仍有50%以上的人对教师夸张的表情和肢体语言难以接受。
(二)伙伴关系对课堂交流的影响显而易见
对大多数中国大学生来说,校园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和同学、伙伴一起度过的。因此,这种关系是持久而非暂时的。调查显示,持久而固定的伙伴关系一方面使学生在课堂上有所顾忌,70%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在课堂上“不主动发言”。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三种:害怕回答出错丢面子;怕被同学认为爱出风头;个性比较内向。笔者也在课堂观察中发现,许多学生不愿意在课堂上“抛头露面”,而更愿意以隐蔽的方式做出反应。
(三)调查显示,76%的学生每星期的课后英语学习时间不少于5小时,但是大部分时间用于读课文、记单词、完成作业
“课堂上是否应该花较多的时间进行口语练习”这个问题则让学生们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们希望多参与口语练习,同时又担心口语训练占用了大量课内时间、语法和词汇又会出问题。34%的调查对象对“课内不讲解语法、词汇知识”感到“若有所失”。相应地,教师也非常重视语言的讲解。近70%的调查对象反映,他们的老师上课时“经常”讲解语法、词汇。
(四)对课堂上教师改变教学内容或者没有书面教案普遍感到不能适应
超过60%的调查对象对于“教师改变教学计划,或不按照课本上课”感到“不习惯”。
四　讨论分析
Hofstede的文化价值理论为我们从文化层面解释教师、学生的课堂表现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笔者拟从权力距离、个体化倾向—群体化倾向、不确定性回避这三个方面,对上述发现作进一步剖析。
(一)较大的权力距离　
有学者提出,在中国,家庭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原型。笔者的调查发现,社会所认同的师生关系与父母—子女式关系极为相似。孩子对父母的依赖和遵从被带进了课堂,在师生关系中得到进一步体现。
1　对教师的依赖　中国文化中,教师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父母的角色,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教师是知识的化身,也是权利的化身。学生依赖教师给予的指导,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希望教师纠正自己的错误;同样,教师也认为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的调查显示,近80%的调查对象根据老师的指点学习,近90%的调查对象希望老师纠正其学习中的错误。在课堂上,学生习惯于安静地聆听、接受教师所传输的知识且深信不疑。由此可见,对教师的依赖之传统文化价值观使大部分学生缺少独立承担一切学习责任的能力。目前外语教学课堂上常见的“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还不能被完全摈弃。
2　对教师的尊重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种持久的师生关系历来为中国人所推崇,随之产生的是课堂内的等级观念。教师具有鲜明的榜样和权威形象,而学生有义务去维护教师的权威。这表现为对教师的尊称、尽量避免与教师产生正面冲突、维护教师的面子等等。于是在课堂上,学生即便对教师的讲解产生疑问,也很少有人会当面提出。都是为了避免教师在同学面前丢脸。此外,学生对教师有损于本身形象的行为(尽管出于教学目的)也持否定态度。那些国外课堂中行之有效的教学技巧,如教师开放、幽默和夸张的动作与表情等,常常会引起中国学生的反感。究其原因,乃是它有损于中国教师作为尊长的形象和权威。
(二)群体化倾向(Collectivism)
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可归于“集体意识”较强的文化群落。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群体概念和归属意识较为强烈。为避免被孤立于群体之外,个体常常会选择从众心理和行为。
1　维护面子与保持和谐　中国文化中的“面子”观包括:维护自身的面子以及不伤害他人的面子,以保持和谐的气氛。它的影响远非其他文化群落的人所能想象得到的。丢面子会让人觉得尴尬、羞耻,这种感觉和影响力有时甚至会伴随一生。所以,保持沉默、不主动表态或者随大流,是经常采用的保护自己面子的方法;而不与人发生公开、正面冲突,则是保持和谐的手段。如不轻易批评他人,用委婉、模糊的语言表达不同意见等。据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外语课堂上自愿发言者寥寥无几。调查证实,只有约6%的调查对象在课堂上主动发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学生怕回答错了会在同学、老师面前“丢面子”;另一方面是又怕被人认为“爱出风头”而影响伙伴关系、破坏和谐气氛。在西方的课堂上,踊跃发表观点、意见是常见的,而在中国的课堂上却极其少见。因为,这是一个集体主义的课堂,任何个人意识较强的行为都会招致谴责的目光。比较而言,中国学生愿意采用比较安全、隐蔽的课堂参与方式,既不丢面子,也不做“出头鸟”。
2　群体支持　在关系较为紧密的社会结构中,其成员往往会期盼和寻求群体的支持。在外语课堂活动中,这种支持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根据笔者的课堂观察,前者表现为集体(或几个学生)发言,后者则在身处群体时就能体会到:当某人突出于群体时,便得不到群体的支持,并会感到孤立。于是,掩藏在群体中发言成了他们较为理想的选择。
(三)较强的回避不确定性倾向
中国文化强调回避不确定性因素,不鼓励冒险或偏离常规。笔者的调查证实,80%的调查对象习惯于接受书面的学习材料,69%的调查对象对于教师脱离教材上课会感到很不习惯;在课堂上,学生希望问题都有正确的答案,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非常注重对词汇、语法的准确解释。在他们看来,只有掌握词汇、语法等系统知识,才能更好地学习外语。在中国执教的外籍教师常常感慨,中国学生对语言细节和准确性过于执著,总想知道“为什么”而忽视“怎么做”。殊不知,这些正是中国文化强调回避不确定性因素的体现。对中国学生而言,不确定性因素会带给自己诸多疑虑和不安,往往难以产生良好的学习效果。
五　结论
通过对外语课堂教学的初步探索,笔者发现:在中国的外语教学课堂上,本民族的文化因素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它直接影响到教师、学生的课堂表现,学生的学习方法与策略等诸多方面。因此,为了迅速发展英语教学事业,研究民族文化的影响有着突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的语言教学理论模式,主要依赖于对西方国家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尤其是移民的研究。用这些理论来指导、解释包括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内的外语学习者的学习行为,会有许多偏颇之处。我们的外语学习者成功是否取决于“文化移入”的程度?中国外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是否真的如许多外籍教师所认为的那样“糟糕”?总之,建立一个适用于我国文化环境的英语学习者的态度——效果模式,是十分必要的,而民族文化因素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重要依据。
随着开放和交流的深入,大量国外的教材、教学方法以及教师会被引进我国的外语课堂。是全盘接受还是根据我国的国情适当地进行调整和改造?笔者通过调查和研究认为,答案很明显,纯粹的“拿来主义”是行不通的。国外的教材、教学方法都带有其一定的文化局限性,若不加改造地拿来使用,无异于“东施效颦”。要发展我国的外语教学事业,就需要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教学目标、选择恰当的教材和教学方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离不开对我国民族文化环境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