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图式理论对文化翻译的启示

【内容摘要】翻译正在从语言转换的研究向文化研究靠拢。本文试图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通过对文本翻译的具体分析,讨论图式理论在文化翻译中的应用。
【关键词】图式　文化差异　翻译

一、图式理论概要
图式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关于知识的认知过程理论。即关于知识的表征方式, 以及这种表征方式如何以其特有的方式有利于知识应用的理论。现代图式理论产生于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Rumelhart 。Rumelhart把图式称为以等级层次形式储存于长时记忆中的一组“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或“构成认知能力的建筑砌块”(潘卫民,2001) 。人们在理解新事物的时候,需要将新事物与已知的概念、过去的经历,即背景知识联系起来,对新事物的理解和解释取决于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图式。
图式一般分为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内容图式是指一组关于物体、思想或现象的概念或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即狭义的背景知识。它一般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潘卫民,2001) :关于某种文化或亚文化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知识;文章中涉及的有关学科或专业方面的知识。一般说来,译者的背景知识越丰富,就越能够对原文进行理解,背景知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语言水平的不足,以保证译文的真实流畅。形式图式是指关于篇章结构的知识(即语篇知识) 。具体地说,是指对文章的格式安排、结构排列等的熟悉程度。形式图式对于理解和翻译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中西语篇结构有异,不同文章有不同的风格,如果读者对写作格式相当熟悉,就能十分容易通过格式的结构和发展,理解原文结构并为重构译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中西文化差异在图式上的表现及翻译困难
图式现象充分体现了人类已有知识在处理外界信息时的主动作用,这种作用贯穿在信息加工的全过程。翻译活动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它之所以能普遍进行,就是因为关于世界人们拥有许多共同的图式知识。但是图式是在具体的环境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存在着差异,因此图式也存在着差异性,尤其在不同民族之间这种差异性就更明显。可能有共同的图式,但图式中的变量有差异,有的差异很大。也可能没有共同的图式。由于没有这种图式,读物中的信息不能与记忆中原有信息结合起来,因此理解起来就会觉得非常困难。既然理解是以共同的知识为基础的,那么知识的差异就会导致理解的失败。
首先,在内容图式上,一个人有可能既知道而又不知道某种东西。由于中英文化概念上的差异,人们对同样物体的理解可能相差甚远。例如,食用醋在中国人心目中会产生“酸溜溜、嫉妒、眼红”等语义联想,而在英语文化中则没有这层概念。图式构成了文化的丰富内容,具有很大的民族性或异质性,即民族心理、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例如,姓和名是汉英民族共有的文化现象,人名大多男刚女柔、寓意丰富,反映着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与寄托,代表了特定时期人们的时尚和价值观念。但是汉英民族在姓名的文化心态上体现着明显的民族特征。姓与名不同的排列顺序所体现的“重姓轻名”与“重名轻姓”观念,是汉英人名文化最明显、最重要的差异(包惠南,2001) 。
文化心理图式,是理解作品的关键。刘宓庆(1999) 以美国文学家海明威为例来说明文化心理图式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海明威像一头狮子,他是“自我奋斗”的典型,20世纪初西方“丛林”现实冷酷,因而他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忧郁的狮子”,因为“忧郁”更加符合海明威的文化心理,海明威终生都像一头“忧郁的狮子”。因此,翻译海明威大多数的作品用高扬、欢畅的文辞风格是不适宜的。翻译不能将意义孤立化,非人文化,或者忽视语言的社会文化性质。相反,译者必须将语言整体置入文化矩阵中加以审视,注意文化信息的分布和载体。再比如,中外文学名著中诞生了大量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民族心理差异的最好见证。如果译者不具备这些文化图式知识,就会导致文化误译,给读者带来文化、文本误解。例如,阿Q 精神是“自欺欺人”、“自我解嘲”,“林黛玉”已成为多愁善感、弱不禁风一类女子的同义词。Hamlet 是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现在用来喻指“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人或行为(包惠南,2001) 。如: I am no Hamlet. (我决不犹豫。)
其次,在形式图式上,思维个性所形成的语言形式上的差异,构成了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障碍,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尚象”,形成了偏重具象的思维方式;而西方则是“尚思”,形成了偏重抽象的思维方式。汉语中多使用具有实指意义的具体名词,但在英语中抽象名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汉语,翻译不能忽视这些差异(包惠南,2001 ,27) 。如: In line with latest trends in fashion , a few dress designers have been sacrificing elegance to audacity. (有些时装设计师为了赶时髦,舍弃了优雅别致的式样,而一味追求袒胸露体的奇装异服。)
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主体,即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事物;西方文化以物本为主体,比较偏重于对自然客体的观察和研究。在语言形态上,汉语习惯于用表示人或生物的词作主语,而英语则常用非生物名词作主语。如: The thick carpet killed the sound of my footsteps. (我走在厚厚的地毯上,一点脚步声也没有。最后,由于译者和作者在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上的种种差异,或者是由于源语文化的特异性,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对文化因素的处理很棘手,通常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 文化信息的丢失或忽略不计,产生不可译性。
2. 由于对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的欠缺,导致错误的理解和译作。例如,唐朝著名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有人翻译如下(大象出版社《, 中国古诗一百首》,1999 ,) : Amid the nightly hazeof cold rains and streams I came to Wu , And saw my friend indawn leave the lonely mountain of Chu.译文明显理解错误,“寒雨连江夜入吴”是指弥漫着寒意的蒙蒙烟雨笼罩着吴地江天,并不是指“我在寒风冷雨中来到吴地”。
3.“形似”却不“神似”。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后两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The children recognize me not when me they behold ,And inquire from where have I come , from where ?原文中的意境“孩子们围着我,笑问”在译文里没有传神地表达出来,也是遗憾。可见,译者的文化素养,自身文化背景知识面的多少,或者说是否具备以及激活和原文相应的图式,直接影响着译文的质量。
4. 译文别扭难读,结构生硬。

三、认知图式理论对译者提出的要求
从事翻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仔细阅读,全面理解文章的内容。图式理论对翻译工作具有很大的启示,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译者的任务。译者应该是双文化的工作者,而不仅仅是双语工作者。译者应区分哪些是“文化制约因素”(what is culture - bound) ,哪些是“结构制约因素”(what isstructure - bound) ,注意中英文化在内容和形式图式上的差异。译者要有想象力,要能设身处地想象文章里面人物的身份、心情或口吻。例如,文学作品中人物名的翻译如果处理不好,读者就无法获得等量的语义信息和同样的艺术享受,也无法领会作家倾注于人物名的良苦用心。人物名特定的文化内涵,读者如果缺乏了解,就难以理解内容。译者必须了解原文的文学、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具有作者所想象的图式知识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理解困难。理解文化底蕴较深的文章往往出现图式空白,原因是图式知识具有浓厚的文化特色,严重影响着理解和翻译。图式的社会差异和个体差异说明了为什么相同的文本会出现不同的译作,为什么有的译文质量低劣难读。译者和文本之间存在太大的图式空缺,译者的生活经历、学识和严谨的科研态度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因此有必要强化译者这个主体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信息感应能力,以避免文化误译(孙艺风,2003) 。文化翻译的任务不是翻译文化,而是翻译容载或蕴涵着文化信息的意义。译者可以先入为主地“导”读者,译者恰如其分的翻译,会激活读者的已有图式框架,发挥想象力来理解那些并不熟悉的异质文化。文化对翻译提出了种种要求,在文化信息处理上,应该采取自上而下(特定的文化)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
2. 文本的文化移植。文本的文化移植是遵从世界观的归化(作者向读者靠拢) 还是异化(读者向作者靠拢) ? 译文的形象是按照目的语文化还是源语来塑造,要不要剔除不适合于目的语文化规范的因素,还是表达这种文化上和语言上的差异? 这是归化与异化问题的争端所在。我们认为,在语言结构上主张一定的归化无可非议,但在世界观上却不能一味地归化。在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上,主张归化的人担心,如果译文太难读者看不下去导致译文不被接受怎么办? 毕竟译者的翻译活动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一部作品呕心沥血问世人家却视而不见岂不扫兴?主张异化势必导致译文难以合乎译入语的规范体系。然而,译者肩负着文化传递的重任,他应该尽可能地表达原文的思想观点,而不是去歪曲原文。翻译学解读文本的基本依据是理解“文本本身”,它不以解读者的思想意识和信仰为转移。以读者为中心并不等同于简单地去迎合读者。而且,从认知角度来看,异化比归化也似乎更具说服力。首先,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寻求文化的共生与融合。共生要求保持原文的差异性。存异,包括语言表达方式和文化的差异。其次,读者的认知能力不是固化的,而是不断动态发展的。对新鲜事物的了解与理解都是从不知到知之,读者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阅读译文的同时,也是在构建自己的图式知识,他不会因为那是异国文化故意排拒阅读。如果片面强调译文要根据不同的读者层次去适应读者,从而主张归化,那岂不是以静态的眼光低估了读者的认知能力。况且,读者群的层次参差不齐,如果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按照本族语文化的规范给出不同的译文,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来界定读者的水平。主张异化并不是让读者去全盘接受,而是在文化接触中产生文化震撼,用已有图式知识和文本中所给的信息,去理解文化,建构新图式。作为译者,真正的任务就是在保证译文通顺的基础上,尊重客体,忠实于原文,采用一种开放的翻译策略,正确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尽量把原汁原味地道的异国文化传播给读者大众。

四、结论
总之,本文从认知图式理论出发,探讨了文化图式理论与文化翻译问题,重新审视了文化翻译困难以及归化与异化的关系问题。在强调文化背景知识对译者和读者的重要性的同时,文章提出正确对待译者的主体意识和读者的认知能动性。在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上,即保留还是剔除或改变源语文章中的异国文化,异化观点似乎更具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 ]包惠南.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 ]陈贤纯. 外语阅读教学与心理学. 索书号:H3/ 42/ C59 ss号:10199118 1998 年5 月第1 版
[3 ]郭建中. 当代美观翻译理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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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艺风. 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 中国翻译. 2003 第3 期。
[6 ]潘卫民. 翻译教学中的文化期待图式. 五邑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1 第1 期。